挖掘古籍文献的时代价值

　　安徽自古以来即为人文薮渊。挖掘文献

　　先秦时代，古籍皖北地区表现突出。时代春秋之际，挖掘文献管子起于颍上，古籍助齐桓公“一匡天下，时代九合诸侯”；老子、挖掘文献庄子先后崛起于淮水支流涡河流域，古籍著书立说，时代开创并完善了先秦显学——“道家”，挖掘文献成为深刻影响中国文化的古籍一个重要流派。两汉时期，时代沛郡(国)（今淮北市）是挖掘文献经学传授的重要区域之一。东汉末年，古籍曹氏父子均长于文学创作，时代围绕在他们周围，形成了一个建安文人群体，引领一代风尚。唐代，江南地区经济文化快速发展，北方以颍州(今阜阳)为中心，南方宣、歙地区，文学发达。

　　宋、元时期,北方世家大族风流未沫，江南宣州(宁国府)、歙州(徽州)地区后来居上，蓬勃发展，逐渐成为学术文化中心区域之一。朱熹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，成为儒家学术统系中继孔、孟之后最为重要的人物，进一步促进了徽州地区学术思想文化的持续繁荣。明代，皖中地区诞生凤阳朱明皇族文化集团。清代，皖中地区出现桐城文派，统领文坛两百多年，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传承最久、作者最多、影响最广的文学派别之一。明、清时期，皖南地区依然是安徽学术文化最为发达的区域，徽州文化丰富多样，诸如理学、朴学、医学、宗族、艺术等等，不仅门类众多，而且每个门类的内容都非常丰富，业已成为国内地域文化中与敦煌学、藏学并列的三大显学之一。晚清社会风起云涌，皖中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淮系集团应运而生，其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风潮息息相关。

　　步入20世纪，陈独秀、胡适等发起的新文化运动，“民主”和“科学”的旗号唤醒了一代青年，在中国社会掀起一股生气勃勃的思想解放的潮流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，创造了有利的条件。

　　安徽灿烂的历史文化催生了数量惊人的文献。《安徽文献总目》为我们系统梳理了安徽文献的基本家底，反映了皖人著述的历史全貌：自周朝至清朝末年，安徽历代有一万三千余名学者、文人曾经有各种体裁、形式的著述三万三千余种；到清末为止，有五千七百余名著者的近一万七千种著述以各种不同的传本，包括稿本、刻本、钞本、辑佚本形式存留到现在。依据《中国古籍总目》统计的中国古籍总量约二十万种而论，则现存安徽文献在全国的占比为百分之八点五。安徽堪称文献大省。

　　1984年，为响应党中央整理古籍的号召，安徽省成立专门机构，整理编纂出版《安徽古籍丛书》，专收历代皖人著述。经过近四十年的传承接力，《安徽古籍丛书》得以聚沙成塔，成为我国新时期出版时间最长、影响力最为广泛的系列古籍丛书之一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要“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、人文精神、道德规范，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，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”。

　　笔者认为，立足于乡邦文献的整理编纂，因应了伟大时代，为研究并进而认识安徽地方文化提供了易得可信的第一手资料。在现代传播形式下，古籍普及推广的深度与广度，都有所拓展，这对于传播典籍、弘扬文化不无裨益。当然，还有相当一部分价值极高的文献比如学术著作因为相对深奥冷僻，不易为一般人所阅读、理解，依然难以进入大众的视野。希望文化界能够群策群力，精准找到古人与今人同频共振的落点，共同让古籍文献成为我们增强安徽文化归属感、提升软实力的题中应有之义。（作者单位：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办公室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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